阿楠开口的地方，是空瓶子。
打烊之后，店里只剩一张桌。老周坐在吧台这一侧，林墨坐在旁边，阿楠坐对面，中间隔着一台他擦了十二年的老调音台。程越没来，这是老周定的规矩：“今天没有机器，只有耳朵。”
店门从里闩上了，街面上只听得见风吹树叶的响声，没有人声。
阿楠比平时话多一点，也就一点。他说得慢，像在搬很重的东西。
“九四年十月底，公司传出话，要转手。”他说，“没人管歌。管事的忙着分账，歌手忙着找下家，只有库里的东西没人问。我是录音师，库房的钥匙在我手上——有天晚上我去查机器，听见隔壁办公室有人打电话，说整个曲库，打包，贱卖，‘那些带子按斤算都不值钱’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手指在调音台的推子上停了停，没推。
“第二天我就去问了管版权的。”阿楠说，“那个人很年轻，刚进公司没两年，穿衬衫，袖口叠得整整齐齐。他跟我说，阿楠，合同上写得清楚，歌是公司的，卖不卖，轮不到录它的人说话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还在给我沏茶，动作很客气。”他抬起眼，“那一刻我明白了。歌从签下去那天起就死了，卖不卖，只是死在哪儿的问题。我拦不住他们卖库，但有一盘带子，他们按斤卖之前，得先找到它。”
“母带。”老周的声音很低。
“对。所有歌的母带，两轨的原始录音，都在我手上过的。”阿楠说，“十月三十号，录完专辑的第二天早上，我把母带从库里取出来，装进设备箱，说是送去修机器。钥匙留在了门上——那是我们乐队自己的暗号，钥匙留着，说明人没出事。然后我走了。”
“你躲了十二年。”老周说。
“我没躲。”阿楠摇头，“我守着。九八年我回来，听说你在空瓶子放歌，我就来应聘调音师。你收了我，一句话没问。从那天起，母带就放在一个地方，十二年，没挪过。”
“哪儿？”
阿楠抬起手，指了指身后。
吧台后面，靠墙立着一台罩了防尘布的老开盘机，是这家店的摆设，蒙着灰，谁也没见它转过。阿楠走过去，掀开布，拧下侧板上的四颗螺丝。机器肚子里，一层防潮油纸包着的东西露了出来——两盘开盘带，标签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：废铁站，1994。
店里的灯昏黄。老周站在那台机器前面，站了很久很久。
这十二年，他在这儿放九四年的歌，一杯一杯地喝酒，跟人说他找了母带十二年，找得耳朵都坏了。逢年过节，他会给这台不开机的老开盘机擦一遍灰——他以为那是个摆设。母带就在他身后两米，陪了他八年。
“你让我恨了你十二年。”老周终于开口，声音哑得不像他。
“恨得住。”阿楠说，“恨，说明你没忘。老周，我要是当年跟你说了，你守不住——你眼里藏不住事。找带子的人来问你一杯酒的功夫，你就全交代了。让你恨着我，你们才安全，带子才安全。”
“防潮的油纸，我每年换一回。”阿楠的手在带子上停了停，“换的时候不敢开灯，打手电换的。换完再把螺丝拧回去。八年，四十八颗螺丝，我拧过四百多回。”
他从机器肚子里把那两盘带子捧出来，放在调音台上，动作轻得像抱孩子，“今天我把它拿出来，因为日子到了。”
“什么日子？”林墨问。
“等一个能出它的日子。”阿楠看着他，“这十二年来找我问过带子的人，有三拨，有出钱的，有吓唬的。我一个都没见。月初，创作营开营，我在台下坐着，听见那个卖卤菜的大姐说，她五十二了，头一回有人问她的名字。”他的手在带子上停住，“我就知道，日子到了。小林，你那张桌子，摆的是名字。这两盘带子里头，是六个名字——乐队四个，写词的邻居大爷一个，还有我。我把它们交给你，不是交给公司，是交给那张桌子。”
林墨站起来，把那两盘带子双手接过来。带子比想象中重，油纸包着的边角，已经被岁月磨出了毛。
“先说好三件事。”阿楠伸手按住其中一盘，“第一，带子现在只是证物，不是歌。合同还压在盛影手里，从法律上讲，歌还是他们的——别急着放出去，放出去就是送把柄。第二，带子里的歌要见人，得先把当年的人凑齐、把证据链钉死，郑野的记录、我的证词、一样都不能缺。第三——”
他的声音沉下去，目光从林墨脸上，移到老周脸上。
“第三，你们得知道，九四年那份合同，不是乐队签的。签约那天，你们在台上试音，合同是一个人去公司代签的。代签栏里那个名字，我抄下来过，这张纸我贴身放了十二年。”
阿楠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了又折、已经发脆的纸，展开，推过桌面。
老周低下头去看。看了足足五秒钟，他缓缓直起身，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地冷下来。
“我见过他。”老周说，“上个月，他来过空瓶子，坐在角落，喝了一杯，听完三首歌，走了。我当时只觉得面熟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声音沉下去，“他坐的位置，就在调音台对面。阿楠，他隔着十二年的账，来看过你。”
阿楠没接话。他只是把那张发脆的纸，从调音台上收回来，重新折好，放回贴身的口袋。这个动作他做了十二年，今天做完，口袋里就空了。
林墨低头，看向那张纸上三个字。不用问老周认不认得，他自己就认得——那三个字，这一个夏天，他已经在合同、启事和新闻里见过太多次。
黄俊。
空瓶子里静了很久。最后是林墨合上本子，说了一句：“代签的笔迹，还在盛影的柜子里。从明天起，我们要找的，不是带子了——是那份合同。”